黎贵惇是越南古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身兼学者、文人、史学家、哲学家、将军和政治家于一身，在后黎朝（郑氏政权）官高至副宰相，其学术成就在古代越南历史上可谓首屈一指，其地位大概可以与中国的王守仁相比。

黎贵惇在官场中几起几落。在1775年，他被贬为顺化协镇，镇守顺化和广南。当时正值南方西山政权起义，阮主政权焦头烂额，北方郑主政权乘机发起进攻，顺化和广南是从南方新抢过来的土地。黎贵惇被封为顺化协镇，也不无需要发挥他在治理上的才能的意思。

黎贵惇到了顺化，接触和整理了大量的阮氏政权的档案，加上自己的实际管治所获得的第一手信息，写成了《抚边杂录》一书。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十八世纪初以来越南东部沿海的事迹，是越南历史上珍贵的史料。

这本书中有价值的地方很多，但是对现代影响最大的一处，就是它详细记录了阮氏政权在“黄沙”和“长沙”的治理证据。这里的黄沙和长沙被越南视为现在的黄沙和，如果属实，则越南在18世纪对黄沙和的统治无可疑，对于越南在这两地的历史法理有极大的帮助。但这个说法被中国专家所否认。

下面我们看一下，到底书中是怎么写的。相关资料在书中第二卷，有两段相关文字 ：

順廣各海門之外各有石山湧起，海門為鎮，廣狹不一……廣義平山縣安永社大海門外有山名岣勞哩，廣可三十餘里，舊有四政坊居民豆田，出海四更可到。其外大長沙島，舊多海物舶貨。立黃沙隊以採之。行三日夜始到，乃近於北海之處……（78b-79a）

廣義平山縣安永社居近海，海外之東北有島嶼焉，群山零星一百十余嵿，山間出海，相隔或一日或數更，山上間有甘泉，島之中有黃沙渚，長約三十餘里，平坦廣大，水清徹底。島傍燕窩無數，眾鳥以萬千計，見人環集不避，渚邊奇物甚多……諸潘舶多遭風懷於此島，前阮氏置黃沙隊七十卒，以安永人充之，輪番每歲以正月受示行差，齊六月糧，駕私小釣船五隻出洋三日三夜始至此島。居駐，恣情採取捕魚、鳥為食，所得艚物馬劒、銀花、銀錢、銀環、銅器、錫塊、烏鉛、銃口、象牙、黃蠟、氊具、磁器與採玳瑁甲、海參、文螺粒頗多，以八月期回入腰門就福春城投納……阮氏又置北海隊，無定數，或平順府四政村人或景陽社人有情願者付示差行，免其搜錢與各巡渡錢，使鴐私小釣船往北海昆崙、岣勞、河仙群峙等處，採取玳瑁海巴及豚魚力貴魚海參等項。亦令伊黃沙隊幷管，不過採諸海物金銀重貨罕有所得。黃沙渚正近海南廉州府。船人辰遇北國漁舟，洋中相問。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查順化公文沺內稱：“乾隆十八年安南廣義府彰義縣割鐮隊安平社軍人十名於七月往萬裡長沙探捨各物，八名登岸尋覓各物，只存二名守船。狂風斷捉，漂入青瀾港，伊官查實，押送回籍。”阮福淍令順化該薄計量侯為書以复。（82b-85a）

不同版本中可能文字略有差别，这里我所依据的是越南1972年出版的汉越对照版。

第一段文字中的大长沙和第二段文字中的“海中东北有岛屿”是指同一个地方，都是安永社海外的岛屿，都是三日夜的路程。这点，无论中方和越方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文中说了1702年到1713年之间在黄沙一带的几件事：

第一，在广义省平山县外海东北有一个岛屿叫大长沙，其中一个区域叫黄沙渚。

第二，大长沙是一个外国船只容易沉没的地方，于是阮主派人组成黄沙队，专门前往该处打捞失物。这个地方显然不是离岸很近的地方，因为需要行走三日三夜。而队员需要在岛上逗留六个月，正月出发，八月才返回。

第三，阮主还派出另外一个打捞队北海队，对北海昆崙、岣勞、河仙等岛屿进行打捞，但是收获远远不如黄沙队。北海队由黄沙队监管。

第四，黄沙渚的位置靠近廉州府，曾经有队员漂到海南岛而被中国官员遣返回越南。

这里说明阮主曾经派出人员往大长沙进行打捞，阮主是当时越南两个事实上的割据政权之一，类似于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这个历史证据中有越南割据政权的命令，这被认为是越南有国际法认可的最早的声称主权的证据。

《抚边杂录》是越南方面关于黄沙的一篇最有力的文献，它提到的信息极为丰富，以后多篇越南文献都引用当中的文字，值得仔细分析。

首先要分析的是大长沙到底在哪里？

越南方面认为大长沙是包括黄沙和在内的东海诸岛。中国方面认为大长沙仅仅是理山岛北部的小岛。这两种说法都是错的。我认为，大长沙指的是黄沙群岛，并不包括群岛。

从地理位置看，大长沙正与黄沙群岛吻合。首先，从越南平山县安永社出发到大长沙需要三日三夜，也就是36更。而从安永社到岣勞哩需要四更。假定船速一致，即到大长沙的距离为到岣勞哩距离的九倍。岣勞哩是理山群岛，从安永社到理山岛的距离约30公里，从安永社到黄沙群岛的距离约为300公里，为到理山岛的10倍。可见大长沙到安永社的距离大致和黄沙群岛到安永社相等。由此也说明大长沙不可能是理山岛北部的小岛。

其次，从航程看，黄沙队每年到大长沙一次，正月出发，八月才返回，要带备六个月的粮食。这种行程显然是长途旅行的准备，而不可能是短途旅行。

第三，黄沙渚是大长沙的其中一部分的名称。“黃沙渚正近海南廉州府”，这表明大长沙不可能是在理山岛附近的小岛。否则何来正近海南廉州府？

第四，乾隆十八年，当黄沙队成员在大长沙作业时遇上风暴吹入海南青澜港，海南官员在把船员送回越南的公文上写道：“乾隆十八年安南廣義府彰義縣割鐮隊安平社軍人十名於七月往萬裡長沙探捨各物”。这段文字用了乾隆十八年的年代表示方法，显然是对海南方面的公文的直接引用。《抚边杂录》中对年份一般用天干地支表示，不用大清年号。而中国公文中的地点，无疑是中国方面对此地的称呼。显然，这表明这个大长沙和黄沙渚正是中国人所指的万里长沙，也就是黄沙群岛。

由于这个证据是如此之强，中国官方专家必然要作出反驳。他们的反驳以韩振华和李金明为代表，他们认为《抚边杂录》提到的大长沙和黄沙滩不是黄沙群岛，而是理山岛北部的小岛。其论点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质疑是《抚边杂录》对“黄沙渚”一地的记载和一本中国清人《越南地舆图说》中的描写非常相似，但是在那本著作的注中写明那些岛屿只是外罗山（理山岛）。《越南地舆图说》确实这样描述：

平山县安永社村居近海，东北有岛屿，群山重叠一百三十余岭【案即外罗山】，山间又有海，相隔一日许或数更，山下间有甘泉，中有黄沙渚【案即椰子塘】，长约三十里，平坦广大，水清澈底，诸商船多依与此。（以下是当地的一些物产，与《抚边杂录》记载基本一致）。

另外在书的开头，还有越南地图，其中黄沙渚画在了现在理山岛的位置。

《越南地舆图说》是中国晚清时期的一本越南地理书。李金明故意说清人，而不说其年代，大概是希望误导读者这是一本古书之故。其实，这本书在晚清的1883年才出版。它的作者是盛庆绂，整理和加注是吕调阳（即案即外罗山和案即椰子塘这两句都是在第二版（整理版）中才加上去的。无论是作者盛庆绂还是注者吕调阳自己本身没有到过越南，他们写的东西大概是参考旧有的地理著作，图倒像是自己新画的（书中没有明确注明）。但这本书却没有利用当时的西方的地理知识，却沿用了传统中国地理的训诂学的资料和方法，画图的样式也是传统中国地图的样式。在十九世纪末关于外国的地理书还采用这种过时的资料和方法，可谓是一种落后于时代的著作。

另外，这本书的错漏还非常之多，尤其对海岛的描述非常不准确。最直接相关的一个例子就是，在越南中部海岸附近，有两组主要的群岛：较为北面的占婆群岛和较为南面的理山群岛。这个知识早在很多世纪之前就有了，但是在《越南地舆图说》中只有一个黄沙渚，这显然是遗漏了至少一个主要的群岛。另外在越南南部海岸附近的好几个主要岛屿也只画出了一个。

这样在19世纪末出版却又远远落后于时代兼且错漏百出的作品，自然难言有什么真正的价值，更显然不能对18世纪著作起到史料与旁证的作用。好比如果现在越南出版一本地理著作，把黄沙群岛错误地说成是海南东北的七洲列岛，那么一百年后，历史学家难道以此作为黄沙群岛就在海南岛东北面的证据吗？

具体到这个错误，从作者对这个地方和物产的描述来看，他参考的资料显然来自《抚边杂录》，可是，他在摘录后又搞错了（也可能是后面加注的吕调阳搞错了），误把黄沙渚错误地当成了理山岛。

其实在《抚边杂录》中，理山岛和黄沙渚是严格区分的。

在《抚边杂录》引文的第一段写明：岣勞哩（理山岛）其外才是大长沙岛。第二段写明，前往岣勞哩打捞失物的是北海队，而黄沙队是专门前往大长沙打捞的。可见，在《抚边杂录》中，这两个地方是区分极为清楚的。

事实上，在越南的所有关于这个黄沙的记载，包括古代的《抚边杂录》、《历朝宪章类志》、《皇越地舆志》、《大南实录》和近代的《越史纲鉴考略》和《大南一统志》中，岣勞哩和黄沙的概念一直没有变化，对黄沙岛上的描述，都和《抚边杂录》的类似，从来没有把对黄沙岛描述用于理山岛的例子。这说明直到1910年，越南人所指的黄沙都一直没有变，从来也没有搞混。

因此，韩振华和李金明用一部十九世纪末中国人写的著作来证明十八世纪越南人对自己国土的描述是错的，这是难以成立的。事实上，最可能搞错的不是越南的历史地理著作，而是中国的那部关于越南的旧式地理作品。

第二，李金明又质疑：在《抚边杂录》中记录的岣勞哩和《大南一统志》中的岣勞哩“明显”不一样。这是因为《抚边杂录》中的岣勞哩“广仅三十余里”，而《大南一统志》中的岣勞哩“仅中凹平地就有数十亩”。李金明是文科生，对其数学能力不能作太高的要求，我在这里帮他算一算。一亩等于6000平方米，数十亩就算50亩吧，这样就是300000平方米，如果算是近似方形，那么边长就是600米乘以500米。每边就1里左右，远远小于30里的宽度。这大概就是小学生的数学水平吧，我不明白为什么李金明为什么会认为“广仅三十里”的《抚边杂录》中的岣勞哩会放不下“仅中凹平地就有数十亩”的田地。难不成他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成？

第三，李金明的另一个质疑是通过“船速”来论证其地理位置离越南海岸没有这么远。李金明说：在《抚边杂录》写到，到大长沙岛要三日夜。他认为当时越南的船速甚慢，质疑“三日夜大不了走几十公里”。所以，大长沙仍然是越南近岸的小岛。

这种质疑是非常可笑的。越南北方的越人和南方的占城人历史上都以航海闻名，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实在难以置信在18世纪的越南人只拥有72小时行驶几十公里的船只。如果把李金明口中的几十公里按50公里算，那么按照李金明的算法，当时越南船一小时才能行走694米？仅仅为走路速度的八分之一？这可能吗？

其实就在《抚边杂录》文中就有可以计算距离的标尺，这就是我在上文中提到的四更到占婆岛的文字，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大长沙离岸大约300公里，和黄沙群岛极为接近，而绝不可能是理山岛附近的小岛。

他们的第四个质疑是在地形上的质疑，即认为对大长沙的地理描述并不象黄沙。在韩振华的《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黄沙、群岛的谬论》（《人民日报》1980年8月1日第7版）中，有着对黄沙渚的质疑：

“黎贵惇所记载的‘岛屿’有‘群山零星一百十余岭’，而我国黄沙群岛地势低平，各岛屿海拔一般只有五六米，最高的石岛也不过十五点九米，根本不存在所谓‘群山’，更没有所谓‘一百十余岭’。越南《白皮书》把“一百十余岭”改成“一百三十余岭”，并把它曲解为“一百三十多个岛屿”。但我国黄沙群岛所属岛屿只有15个，把低潮时露出水面的计算在内也只有25个，即使把水下暗礁、暗滩都加起来也不过35个，既不足110多个，更没有130多个。可见，黎贵敦所说的“岛屿”根本不是指我国黄沙群岛。”

韩振华又质疑“黄沙渚”长约三十里，且又“平坦宽大”，而在黄沙群岛中却找不到这么大的岛屿。比如最大的永兴岛只有1.95公里长，1.35公里宽。

韩振华的说法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抚边杂录》的记录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韩振华看不懂而已。

《抚边杂录》里面的大长沙并不是现代地理学定义中的一个岛屿，而是一个环礁和泻湖。把一个现代地理意义上的环礁群岛称为岛，这在现在中国地理名词中还很常见。比如黄岩岛，中国称为一个岛，事实上就是一大片环礁，各个露出水面的礁石由海水分隔着，并不连续地露出陆地。

所谓岭，就是环礁中露出水面的岛屿和礁石，而山间出海，指的就是环礁各个岛礁之间有海水间隔。在中文中，岛屿和礁石确有称为山或岭的习惯。在宋朝之后，部分地图绘制者就习惯把岛屿画成山峰的形状，而不是像现代地图一样画成圆圈等几何图形。韩振华向来喜欢双重标准（这在地图问题上我们还会再看到）。关于中文中把岛屿称为“岭”就有一个绝妙的例子。在韩振华一篇论文《群岛史地研究札记》中，他认为在道光《琼州府志》中出现的几个地名：前后岭、南观岭、双蓬岭和鸡冠岭等都是群岛上的岛屿。群岛和黄沙群岛一样都是珊瑚岛，面积和高度比黄沙群岛还要小。既然他认为中国文献中这些“岭”可以代表群岛的岛屿，那么他又有什么理由质疑越南人把黄沙群岛的岛屿和礁石称为“岭”呢？

《抚边杂录》又说山上间有甘泉，这可能就是指有天然水源的岛屿，特别是永乐群岛中的甘泉岛（Robert Island）。

这里所谓的黄沙渚并不在现代意义上的一个岛上，而是在整个环礁中间的泻湖。关于黄沙渚的形容为“平坦廣大，水清徹底”，这正好是泻湖的特征。

在黄沙群岛西部的永乐群岛中有两个明显的泻湖。琛航岛（Duncun Island）等岛礁环绕的泻湖的最大直径约20公里，珊瑚岛（Pattle Island）、甘泉岛等岛礁环绕的泻湖的最大直径约17公里。这和黄沙渚长约三十里基本吻合。

韩振华接下来质疑一百十余岭这个数字。韩振华认为，“我国黄沙群岛所属岛屿只有十五个，把低潮时露出水面的计算在内也只有二十五个，即使把水下暗礁、暗滩都加起来也不过三十五个，既不足一百一十个，更没有一百三十个。”

越南方面解释是这些岭包括黄沙和群岛。这基本不可信。黄沙和相距甚远，而且远在广义的东南而不是东北，很难相信会放在一起描述。何况，根据韩振华的说法，群岛和黄沙群岛的群岛和暗礁加在一起，就远超一百三十个了。

其实，这一百十余个岭描述的正是黄沙群岛的岛礁数目。

首先，韩振华给出的黄沙群岛的数据并不是权威的被广泛认可的说法。在一些权威的著作中，黄沙群岛的岛礁的数量基本和《抚边杂录》相吻合。比如在《大英百科全书》中黄沙群岛词条就说黄沙群岛由约130个小岛（islets）和礁石（reefs）所组成。德国的《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Brockhaus Enzyklopädie）的黄沙群岛词条，也说黄沙群岛由大约130个岛礁所组成。显然，这个数据和《抚边杂录》的数据极为接近，也和以后一些越南的记载，黄沙由一百三十余岭组成的说法相吻合。

其次，黄沙群岛是由泻湖和环礁组成的，不能按照韩振华机械地用中国定义的统计数字去衡量一百十余岭这个数字。比如说，我们现在通常认为一块连续露出水面的陆地称为一个岛，但是如果这个岛上有几个突起的地貌，是否可能被统计为几个“岭”呢？露出水面的固然如此，那么水底的暗沙呢？比如是否现代统计为一个的暗沙就是当时他们认为的一个“岭”，在某个暗沙中如果有几个峰，是否会认为是几个岭，等等。韩振华的说法与权威百科全书说法的不一致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统计标准有所不同而导致的。

最后，黄沙群岛的岛礁是不断生长的，我们也没法知道在250年前到底水上和水底的地貌是如何的。

我一向认为，在古代地理资料中，通常很难百分百确认每一条描述的细节，所以我们需要从总体上去分析。中国方面（主要是韩振华和李金明）通常仅仅根据一个名字就不着边际地断言某个岛屿就是黄沙或者。《抚边杂录》的记录无论从地理位置上，地形上，越南方面的地理材料的继承性上和中国文件引证上都清楚表明这是黄沙群岛。

当然，越南方面认为大长沙是对黄沙群岛和群岛的统称这个说法也缺乏说服力。因为黎贵惇对大长沙的地理位置描述得非常清楚。黄沙和相距甚远，既不在广义的东北（在东南），又不正近海南岛，距离广义也远不止700里。没有任何理由相信黎贵惇这里描述的大长沙会包括群岛。

综上所述，《抚边杂录》中所提及的大长沙和黄沙渚都是指现在的黄沙群岛。

在明确了黎贵惇这里所描述的地方就是黄沙群岛之后，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在《抚边杂录》描述中所体现越南对黄沙的主权证据。

阮主是当时越南两个事实上的割据政权之一，类似于中国南北朝时期。阮主命令人员往黄沙群岛进行常规性的打捞，显然体现了阮主对黄沙群岛的主权意识。

“黃沙渚正近海南廉州府。船人辰遇北國漁舟，洋中相問。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查順化公文沺內稱：‘乾隆十八年安南廣義府彰義縣割鐮隊安平社軍人十名於七月往萬裡長沙探捨各物，八名登岸尋覓各物，只存二名守船。狂風斷捉，漂入青瀾港，伊官查實，押送回籍。’阮福淍令順化該薄計量侯為書以复。”

这段话是很有意思的，古汉语缺乏标点符号使得这段话有歧义。这里值得分析一下。

首先，北国渔舟指的是中国的渔船。这表明中国的渔民当时已经在黄沙一带打渔了。在古代东方，海权思维淡薄，双方人员还“洋中相问”，显示了一派和谐。

其次，关于琼州文昌县官一句。在分句中有歧义。有越南方材料认为分句应该是“船人辰遇北國漁舟，洋中相問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查順化公文沺內稱……”我觉得这种分句不如我在上文中的分句顺畅。按照我的分句，当时黄沙队还能经常看见文昌縣正堂官。

那么黄沙队员在哪里见到文昌县正堂官呢？有人认为，见文昌县正堂官的地点在黄沙群岛一带的海上。这样，分句就变成：“船人辰遇北國漁舟，洋中相問，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

文昌县正堂官即文昌县的县官。海南省东北的文昌县距离黄沙群岛 350公里，文昌县的辖区也肯定不达黄沙群岛。所以堂堂文昌县官在700里之外的黄沙海面出巡并不可信。这里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黄沙队当时在海面见到的不是文昌县县官，而是其他一些官。但这样就没有必要专门写道文昌县正堂官的名号了。

最可能的解释是，他们见到文昌县正堂官的地方不是在海上。与北国渔船洋中相问是一件事，常見瓊州文昌縣正堂官是另外一件事。由于青澜港在文昌，黄沙队员在作业的时候可能不止一次漂到清澜港，所以就能够见到文昌縣正堂官。黎贵惇为了说明这一点，专门举了一封文昌县县官给顺化政府的信作为例子解释。

从公文中看到，中方尽管知道了黄沙队在黄沙群岛上作业，但是却没有对此提出抗议或者表示不满，也没有不允许他们继续这么做的意思。这表明至少当时文昌县政府对这个行为不表示异议。我觉得这却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东方，海权思维淡薄，资源也不紧张，双方人民还洋中相问，显然是由于当时的资源足够双方共享而不致于引致纷争。但这也说明了中国政府，至少文昌县政府，并没有对黄沙的主权意图。

李金明等分析的时候注重的是押送出境，他认为这个押送出境的行为代表了中国行使了东海海域的主权。可是事实上，中国官员遣送回境的是漂流到青澜港的黄沙队员，而不是在大长沙作业的队员。这只能证明中国对青澜港实施了主权，而不是对大长沙。

事实上，《抚边杂录》中记载的事迹有多种其他文字作为佐证。在17世纪的越南人杜伯《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就已经记载阮氏命人到“黄沙滩”打捞失物的事。当然在这本书中位置记载比较混乱，单独拿出来作为证据说服力不足。

但是在17世纪末，中国人大汕厂翁《海外纪事》中已经有明確记载，距离越南700里地方有万里长沙，阮氏命人在那里打捞失物。这个说法出自中国人的记叙，而地理位置描述符合黄沙群岛的方位，万里长沙也是中国人当时对黄沙的称呼。因此这个说法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同样的事情在西方人的记录中也有记载。这更加强了这个说法的可靠性。

其实，中国人同时代的著作中也有认为黄沙是越南领土的说法。清朝谢清高在1782年到1795年之间随番船出洋，游历14年之久，回国后根据自己的游历口述《海录》，记载了南洋和西方多个国家的情况。其中《海录•噶喇叭》中记载“萬里長沙者，海中浮沙也，長數千里，為安南外屏。”这里的万里长沙就是黄沙群岛，这句话显然就是认为黄沙属于越南之意。

综上所述，最迟在18世纪上半页，越南人就在黄沙群岛进行过有实质统治意义的控制。这为19世纪初越南阮朝进一步在黄沙建立统治打下基础，乃至在19世纪上半页，越南对黄沙的主权为西方国家所普遍承认。

Đọc thêm...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là tài liệu cổ xưa mô tả kỹ càng nhất về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được nhà bác học Lê Quý Đôn biên soạn vào năm 1776.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đã ghi chép lại một cách khách quan và chân thực về công cuộc khai chiếm, xác lập và thực thi chủ quyền của các nhà nước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trên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được viết trong thời gian Lê Quý Đôn làm Hiệp trấn Thuận Hóa. Nội dung ghi chép về tình hình xã hội Đàng Trong từ thế kỷ thứ 18 trở về trước.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sau khi được giám định, phiên dịch và hiệu đính rất công phu bởi Viện Sử học, năm 1977 được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xuất bản thành sách và được đưa vào làm tập I của bộ "Lê Quý Đôn toàn tập".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gồm 6 quyển. Bộ sách hiện có 8 dị bản: 5 dị bản lưu giữ tại Viện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tại Hà Nội, ba dị bản đang được lưu giữ tại Pháp. Hai đoạn chép về các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đều nằm trong Quyển II (Hình thế núi sông, thành lũy, trị sở, đường sá, bến đò, nhà trạm hai xứ Thuận Hóa và Quảng Nam) trang 116 và trang 119 - 120.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đã ghi lại khá chi tiết về vị trí địa lý, điều kiện tự nhiên của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Điều này cho thấy rõ các Nhà nước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đã thực sự chinh phục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Trong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Lê Quý Đôn mô tả Hoàng Sa nằm ở ngoài biển về phía đông bắc xã An Vĩnh, huyện Bình Sơn, tức đảo Lý Sơn, tỉnh Quảng Ngãi. Về địa hình thì "có nhiều cù lao, các núi nằm rải rác hơn 130 ngọn, cách nhau bằng biển, từ hòn này sang hòn kia hoặc đi một ngày hoặc vài canh thì đến. Trên núi có chỗ có suối nước ngọt. Trong đảo có bãi cát vàng, ước hơn 30 dặm, bằng phẳng, rộng lớn, nước trong suốt đáy". Về sinh vật thì có yến sào, chim, ốc vân, ốc xà cừ, ốc hương, đồi mồi, hải ba, hải sâm... Trên đảo còn có hàng hóa của các con tàu bị đắm - "hóa vật của tàu, như là gươm, ngựa, hoa bạc, tiền bạc, hòn bạc, đồ đồng, khối thiếc, khối chì, súng, ngà voi, đồ sứ, đồ chiên".

Tại quyển 2, tờ 27a - 29a của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viết: "Xã An Bình huyện Bình Sơn phủ Quảng Ngãi ở gần biển, phía Đông Bắc ngoài biển có nhiều đảo, các núi nằm rải rác có đến hơn 130 ngọn, giữa các núi là biển, các núi cách nhau đi chừng một ngày đường hoặc vài canh giờ. Trên núi có suối nước ngọt, trên đảo có bãi cát vàng, dài ước hơn ba mươi dặm, bằng phẳng rộng lớn, nước trong tận đáy. Bên vách đảo có nhiều tổ chim yến, số chim có đến nghìn vạn con, thấy người thì đậu vòng quanh không tránh... Các phiên thuyền gặp gió lớn phần nhiều bị hỏng ở đây. Trước đây họ Nguyễn đặt đội Hoàng Sa 70 suất, lấy người xã An Vĩnh sung vào, luân phiên nhau hàng năm cứ vào tháng ba nhận mệnh đi làm sai dịch, mang lương đủ ăn 6 tháng, đi bằng 5 chiếc thuyền câu nhỏ ra biển, ba ngày ba đêm mới đến đảo này... ".

Qua những ghi chép trong tác phẩm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có thể thấy từ thế kỷ 16 - 17, nhà nước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đã nghiên cứu và hiểu biết rất rõ vị trí địa lý, địa hình và những điều kiện tự nhiên của 2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Đặc biệt, trong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Lê Quý Đôn đã ghi chép rất chi tiết về tổ chức, cơ chế hoạt động và các hoạt động của đội Hoàng Sa trong việc thực hiện Lệnh của Triều đình đi khai thác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Để khai thác các nguồn lợi kinh tế và bảo vệ chủ quyền trên các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các chúa Nguyễn và sau này là các vua Tây Sơn, vua Nguyễn đã cho lập đội Hoàng Sa.

Nhiệm vụ của đội Hoàng Sa là khai thác, tìm nhặt hàng hóa của các con tàu bị đắm dạt vào các đảo (gươm, súng, vàng bạc, đồ đồng, thiếc, chì...) đánh bắt hải sản (ốc, hải sâm, vỏ đồi mồi, vỏ hải ba...); đo vẽ, dựng bia chủ quyền thay mặt Nhà nước thực thi chủ quyền trên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Trong Quyển II của tác phẩm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Lê Quý Đôn đã mô tả khá cụ thể về hoạt động chính của đội Hoàng Sa: "... cắt phiên mỗi năm cứ tháng 2 nhận giấy sai đi, mang lương đủ ăn 6 tháng, đi bằng 5 chiếc thuyền câu nhỏ, ra biển 3 ngày 3 đêm thì đến đảo ấy. Ở đây tha hồ bắt chim bắt cá mà ăn. Lấy được hoá vật của tàu, như là gươm, ngựa, hoa bạc, tiền bạc, hòn bạc, đồ đồng, khối thiếc, khối chì, súng, ngà voi, sáp ong, đồ sứ, đồ chiến, cùng là kiếm lượm vỏ đồi mồi, vỏ hải ba, hải sâm, hột ốc vân rất nhiều. Đến kỳ tháng 8 thì về, vào cửa Eo, đến thành Phú Xuân để nộp, cân và định hạng xong, mới cho đem bán riêng các thứ ốc vân, hải ba, hải sâm, rồi lĩnh bằng trở về". Lịch hoạt động trong năm từ tháng 2 đến tháng 8, ở lại trên đảo 6 tháng. Sau mỗi chuyến đi đội Hoàng Sa phải vào thành Phú Xuân để nộp những sản vật thu được cho Nhà nước theo quy định.

Đội Hoàng Sa mỗi năm có đến nửa năm, từ tháng 9 năm trước đến tháng 2 năm sau không chính thức hoạt động ngoài biển khơi cho nên họ còn được điều động đi làm nhiều các công việc khác. Sách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Quyển IV, khi chép về thuế vàng, Lê Quý Đôn còn cho hay là đội Hoàng Sa đã từng phải đi đào vàng ở xã Nam Phố Hạ, huyện Phú Vang: "Lệ cũ cho xã dân lĩnh tiền nhà nước để ăn mà đi lấy vàng, được miễn trừ tiền thuế. Mùa xuân năm Bính Thân (1776) kiêm đốc suất Đoan Quận công sai thuộc tướng là Cơ Trung hầu đào lấy, gọi đội Hoàng Sa đến và thuê phu 65 người đào lấy đãi nấu... ".

Trong tác phẩm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Lê Quý Đôn còn cung cấp những con số cụ thể mà đội Hoàng Sa trong cả 6 tháng trời ròng rã ngoài biển khơi "lượm được nhiều ít không nhất định, cũng có khi về người không": "Tôi đã xem sổ của Cai đội cũ là Thuyên Đức hầu biên rằng: Năm Nhâm Ngọ (1762) lượm được 80 hốt bạc; năm Giáp Thân (1764) được 5.100 cân thiếc; năm Ất Dậu (1765) được 126 hốt bạc; từ năm Kỷ Sửu (1769) đến năm Quý Tỵ (1773), 5 năm ấy mỗi năm chỉ được mấy tấm đồi mồi, hải ba. Cũng có năm được khối thiếc, bát sứ và 2 khẩu súng đồng mà thôi". Những con số đã xác nhận một thực tế là hiệu quả kinh tế của đội Hoàng Sa rất thấp và có thể khẳng định Chúa Nguyễn lập ra đội Hoàng Sa không phải chủ yếu vì mục đích kinh tế mà là để thực thi chủ quyền đối với Hoàng Sa.

Theo ghi chép của Lê Quý Đôn thì đội Hoàng Sa là một tổ chức dân binh vừa mang tính dân sự vừa mang tính quân sự do nhà nước lập ra, vừa có chức năng kinh tế, vừa có chức năng quản lý biển đảo. Thành viên đội Hoàng Sa là những dân địa phương được tổ chức theo hình thức quân sự. Đứng đầu mỗi đội là một cai đội (thường là vị quan lớn như cai đội Thuyên Đức Hầu - một người được phong tước "hầu"), những thành viên trong đội được gọi là "quân nhân". Đội Hoàng Sa được thành lập trên cơ sở tuyển chọn 70 dân đinh An Vĩnh, huyện Bình Sơn, tỉnh Quảng Ngãi.

Từ xa xưa chính quyền Trung Quốc đã biết đến hoạt động của các đội Hoàng Sa khai thác, thực thi chủ quyền tại Hoàng Sa và không hề có phản ứng nào về những hoạt động của đội Hoàng Sa.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đã ghi chép lại sự việc trong một lần khi đội Hoàng Sa gặp nạn trôi dạt vào bờ biển Hải Nam Trung Quốc, Chính quyền Trung Quốc đã giúp đỡ những người lính Hoàng Sa hồi hương. Trong tác phẩm của mình, Lê Quý Đôn viết: "Tôi đã từng thấy một đạo công văn của quan chính đường huyện Văn Xương Quỳnh Châu gửi cho Thuận Hóa nói rằng: năm Kiền Long thứ 18 (1753) có 10 tên quân nhân xã An Vĩnh đội Cát Vàng (tức đội Hoàng Sa) huyện Chương Nghĩa, phủ Quảng Ngãi, nước An Nam ngày tháng 7 đến Vạn Lý Trường Sa tìm kiếm các thứ, có 8 tên lên bờ tìm kiếm, chỉ để 2 tên giữ thuyền, bị gió đứt dây thuyền, dạt vào Thanh Lan cảng, quan ở đấy xét thực, đưa trả về nguyên quán. Nguyễn Phúc Chu sai cai bạ Thuận Hóa là Thức Lượng Hầu làm thư trả lời".

Nhiều nội dung hoạt động của đội Hoàng Sa được Lê Quý Đôn phản ánh trong tác phẩm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là những câu chuyện mà ông sưu tập được trong 6 tháng làm Hiệp trấn tham tán quân cơ ở Thuận Hoá năm 1776.

Các nhà nghiên cứu trong nước và quốc tế đều thống nhất cho rằng tác phẩm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của Lê Quý Đôn là nguồn tài liệu xác thực và có giá trị quan trọng bậc nhất để nghiên cứu về các đội Hoàng Sa, một tổ chức được Nhà nước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lập ra để thực thi chủ quyền trên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Đọc thêm...

 肯定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拥有主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历史证据

由于战争、历史环境、保管能力等多种原因，越南有关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很多历史资料可能已被损坏或丢失，但凭借现有的历史和地理资料也足以证明，越南从很久以前已发现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了；越南历代封建朝廷至少拥有5个世纪时间连续占有并对黄沙和长沙行使主权。

在于十七世纪撰写的《纂集天南四至路图书》中，作者杜伯已详细且正确地对这两个群岛进行描写，并确认，越南阮主（Chúa Nguyễn）早在十七世纪已组建黄沙队，旨在对该群岛进行开发：“每年冬季（阮主）派了18艘船到岛上去收集化物，把大量的金银、钱币、枪支弹药等带回来。从大占（Đại Chiêm）口乘船到岛要一天半，若从沙崎（Sa Kỳ）口出发乘船就要半天。”

甚至，在这部作品中，杜伯作者从十五世纪撰写的《宏德版图》第三卷摘出：“在金护村，在河两岸有两座山，在每一座山上都有一个金矿，并由国家管理。在海上，有一座由许多长沙滩组成的群岛，叫做‘黄沙滩’，黄沙滩长度约400里，宽20里，位于大占（Đại Chiêm）口到沙荣口（Sa Vinh）中间。进入西南风季节，许多国家的商船沉没，随波漂流到了岛周围。来东北风时也是同样的情况，漂流到岛上的所有人都饿死。岛上有许多种物品。” 如此看来，最晚于十五世纪，越南已发现或知道该岛屿了。

其后，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被越南若干古代书籍和阮朝朱版已详细且明确记载。越南黎贵惇于1776年编写的《抚边杂录》一书中描写越南于十八世纪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行驶主权，如：“广义平山县安永社大海门外有山名岣劳哩，广可三十余里，旧有四政坊居民豆田，出海四更可到。其外大长沙岛，旧多海物舶货。立黄沙队以采之。行三日夜始到，乃近于北海之处。诸潘舶多遭风怀于此岛，前阮氏置黄沙队七十卒，以安永人充之，轮番每岁以正月受示行差，齐六月粮，驾私小钓船五只出洋三日三夜始至此岛。阮氏又置北海队，无定数，或平顺府四政村人或景阳社人有情愿者付示差行，免其搜钱与各巡渡钱，使鴐私小钓船往北海昆仑、岣劳、河仙群峙等处，采取玳瑁海巴及豚鱼力贵鱼海参等项。亦令伊黄沙队幷管，不过采诸海物金银重货罕有所得。”

从黎贵惇的史册记载表明，越南阮朝的黄沙队和北海队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开采工作从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末。黄沙队和北海队的活动是有系统性的，每年到岛上执行任务的时间约为8个月。执行任务的士兵由朝廷选拔、享受朝廷俸禄和赴岛执行任务的许可证和令牌由朝廷颁发等。

截至目前，虽然已经是数百年的历史了，但每年农历2月和3月，越南广义省李山岛县人民依然保持“黄沙兵替身祭礼”。这是犒军、活祭仪式和为准备登船执行朝廷交付的任务的替命仪式。此外，黄沙兵替身祭礼还是缅怀已牺牲的黄沙和长沙兵仪式。

由越南潘輝注（Phan Huy Chú）作者编撰的《钦定大南会典事例》、《历朝宪章类志》；阮通（Nguyễn Thông）作者的《越史纲鉴考略》；阮朝国史馆编撰的《皇越舆地志》、《大南一统志》以及阮朝明命（Minh Mạng）皇帝（1820-1840）和邵治（Thiệu Trị）皇帝（1841-1847）的朱版等都记载，阮朝历代皇帝对黄沙和长沙以及其他岛屿进行开发和管理。

此外，越南的许多古代资料也记载，越南于十九世纪正式占有并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行驶主权。具体，《大南实录正编》记载：丙子，嘉隆十五年（1816 年），命水军及黄沙队乘船往黄沙探渡水程。1833年，明命皇帝在黄沙群岛立碑和建庙。明命皇帝命令在岛上种树；《大南实录正编》中的第104卷中写道：“癸巳明命十四年（1833年），帝谓工部曰:广义洋分一带黄沙之处，远望之则水天一色不辨浅深，迩来商船常被其害。今宜预备船艘，至来年派往建庙立碑于此，又多植树木，他日长大郁茂则人易识认，庶免着浅之误。此亦万世之利也。”《大南实录正编》中的第122卷曰：“皇帝命令张福士队长和20多名水军到黄沙群岛描绘图本。。。。。。”，第154卷曰：“1835年，建庙立碑工竣而还。”；第165卷还曰：“帝允其奏，遣水军率队范有日率兵船往，准带随木牌十，到处竖立为志。（牌长五尺、阔五寸、厚一寸，面刻‘明命十七年，丙申，水军正队长率队范有日，奉命往黄沙相度至此留志等字。’”

到阮朝时期（十九世纪），有关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探渡水程和描绘图本等工作由国家行政管理机关——工部负责实施；探渡水程和描绘图本等工作每年定期进行。值得一提的是，1834年，明命皇帝的阮朝已完善并正式公布名为《大南一统全图》的国家地图。这部地图详细绘制越南的海岸和海岛，其中，明确记录越南的主权包括东海中的群岛地区。

明命皇帝朝代前，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被视为一个群岛。因此，将两个群岛叫做黄沙，有时称“万里长沙”。在明命皇帝命令工作组到两个群岛探测，并绘制地图（即《大南一统全图》）之后，才将两个群岛记录不同的名称。

除了古代书籍和朱版之外，目前越南和其他国家保存的许多古代地图也明确记录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归属越南的主权。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早在1467年，黎圣宗皇帝已命令，对地方的江河形式进行调查，旨在绘制地图。于1469年完成，后来多次补充，并包括海洋和海岛在内的全国和各地方的《宏德版图》，相当全面地记录大越国家十五世纪末的形象。其后，1686年间，杜伯公道作者编撰的《纂集天南四志路图书》中有一段描述黄沙群岛（黄沙滩）被视为摘自《宏德版图》中的。在这两部地图中都绘制一带漫长的沙滩，其位于大占-沙奇-沙黄海域，明记为黄沙滩。

越南的法律依据和历史证据受到国际社会所承认

除了越南地图之外，早在十六世纪，西方航海家也记录并绘制地图，其中确认东海中间有群岛，叫做帕拉塞尔（Pracel）。帕拉塞尔 “Paracel”或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s”属于越南的主权。在荷兰地图学家墨卡托（Mercator）于1606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叫东海的岛屿为Baixos de Chapar（占破的暗礁）或Pulo Capaa（占破的岛屿）；由法国 Bartholomeu Lasso 于 1590 年和 1592-1594 年绘制的地图，并在 P.Y.Manguim 于 1972 年出版的 Les Portugains sur les côtes du Vietnam et du Cămpa 书籍中印刷或由 Van Langren 于 1598 年绘制的著名地图，并在 P.Boudet 和 A.Masson 于 1931 年在法国巴黎出版的 Iconographie Historique de l’Indochine 书籍中印刷等记载，从广南省大占海滩至广义省沙奇海滩的海岸线叫 Costa da Pracel （黄沙海岸）；由荷兰制图家洪迪乌斯（Jodocus Hondius）于 1613 年绘制的地图中描述越南黄沙群岛（Pracels），包括从越南北部湾至越南南方海域的所有岛屿，除了 Pulo Condor （昆岛）和 Pulo Cici （富国岛）被分开描画。

值得一提的是，由法国作者吉恩•路易斯•塔贝尔德（Jean Louis Taberd）神父于1838年出版的《安南大国画图》被视为反映西方人从十五至十九世纪对黄沙群岛与大越国（作者称安南大国）的关系的深刻且正确的认识。这张地图肯定，黄沙滩（黄沙群岛）是帕拉塞尔群岛（Paracels）位于越南海域里。在《世界地图册》（The Times Atlas of the World）中，有一张地图被作者明确记录是越南中部的地图。越南的地图共有四张，将这四张地图合并起来叫做越南（西方国家叫做安南帝制）。世界地图册中的黄沙群岛旁边附上一张介绍有关安南帝制的信息，其肯定黄沙群岛是越南中部的一部分，属于当今越南的一部分。这部地图描述了中国南端领土未延伸到北纬18 度。中国20世纪初和再往前所绘制的所有地图均与西方所绘制的地图一样，均没有标明中国南端领土延伸到北纬18度。中国领土的南端仅限于海南岛的南端而已。

这样，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主权通过两种方式受得：一是渊源于十七至十八世纪越南阮主（Chúa Nguyễn)时期对无主的领土进行长期占有和使用的历史权利；二是渊源于十九世纪越南阮朝历代皇帝持续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正式占有和进行行驶主权等。

延续越南阮朝历代皇帝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行驶主权，1945-1975年阶段法国殖民地期间的历代政府和1975年后国家统一至今的越南政府一直保持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行驶主权和进行实际管理与开发等。

中国所谓“主权依据”的真相

面对越南所提出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法律依据和历史证据，中国一些学者和政界也援引中国古代书籍来证明其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探险和行使主权，如：《后汉书》、汉朝的《异物志》、十三世纪的《诸蕃志》、王炳南于1820-1842年出版的《海录》、《南州异物志》、《岛夷志略》、《广东总志》等。

实际表明，中国学者援引十三世纪出版的史料却没有提到任何岛屿，而只提到南海。此外，中国学者所援引的史料只不过是航海家路过东海海域而已。中国十三世纪编撰的史册才开始记录岛屿的名称，但没有任何提到西沙和南沙（越南称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内容。

中国更晚的史料也描绘中国对包括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在内的海域的检查、远征和探险等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辩论是，十五世纪的明朝时期，郑和探险家曾七次跨越东海，回到陆地时，他将黄沙和长沙划入地图中。不过，郑和探险家的跨越东海海程中完全没有占有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任何行动。郑和的海洋探险并不是远征以占有领土，而是进行海洋探险，旨在了解地海、寻找贸易关系和对本地区各国张扬力量等。中国未提出肯定自己对上述两个群岛主权的史册。甚至中国十九世纪的史料——与越南阮朝历代皇帝占有并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行驶主权同期，也只描述黄沙和长沙像是中国船只跨越东海海程上偶然看见而已。

令人关注的是，中国于1731年出版的《琼州府地志》、《广东省地志》和1894年出版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等古代书籍一律描述和说明中国领土最南端是海南岛，甚至中国1906年出版的《中国地理学教科书》一书的第241页写道：“中国最南端位于北纬18度13分的琼州岛崖州海岸。”

不仅如此，还有资料承认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与越南有联系，即这两个群岛是安南的边防。例如：王炳南于1820-1842年出版的《 海录》中写道：“海上的万里长沙连接海内外路程。该群岛长达数十万里。它是安南外部的防守屏风。”

此外，中国也多次提到法国与中国清朝于1887年所签署的《中法界务条约》，目的是肯定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属于中国，但这项条约不是越南与中华全部海外岛屿划分，而是越南北部与中华的边界划分。

最近，中国又援引越南一些领导的发言和公函，认为越南承认中国对黄沙群岛的主权，尤其是1958年9月14日，时任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致中国总理周恩来的公函。已故总理范文同的公函完全没有提到领土和黄沙、长沙两个群岛的主权问题，而只是承认并赞成中国扩大领海12海里的观点，同时指示越南各职能机关尊重中国宣示的领海12海里界限。加上，中国应更加了解，两个国家之间的领土划分不可能通过公函实施，而必须通过两个国家的正式谈判和通过两个国家代表签署的协议文件等来划分。

中国如何侵占越南黄沙群岛和长沙部分岛屿？

越南的法律依据和历史证据证明了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但实际上，1956年中国使用武力侵占越南黄沙群岛的安永岛；1974年，中国非法侵占越南全部黄沙群岛。不仅如此，1988年，中国再次出动武力侵占越南长沙群岛的部分岛瞧。这些都是中国的侵略行为，严重侵犯越南国家的海洋与海岛主权，严重违犯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并未得到国际和地区社会所承认。越南曾经历过多场战争，成千上万名优秀儿女已英勇牺牲，以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针对中国——越南的近邻国家的侵略行为，越南已经和正在通过和平措施，要求中国作为缔约国本着《联合国宪章》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精神，尊重越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越南坚决且坚持斗争，以捍卫自己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的神圣主权，相信公理将会得到实施。

越南有充分历史证据和法律依据，证明越南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拥有主权。实际表明，早在17世纪，越南历代封建王朝已持续 地、和平地对黄沙和长沙两个群岛行使实际主权。

Đọc thêm...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là hai quần đảo tiền tiêu của Tổ quốc, là bộ phận không thể tách rời của lãnh thổ Việt Nam.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nằm trong khu vực biển có vị trí từ 15 độ 45 phút đến 17 độ 15 phút vĩ Bắc và 111 độ đến 113 độ kinh Đông, cách đảo Lý Sơn, Quảng Ngãi khoảng 190km.

Toàn thể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có diện tích khoảng 15.000 km vuông, gồm hơn 30 đảo nhỏ và những bãi đá nhô khỏi mặt nước, chia thành hai nhóm chính: Nhóm Đông (Amphitrite) có đảo lớn nhất là đảo Phú Lâm (Woody Island), dài không quá 4km, rộng khoảng 2-3 km; và Nhóm Tây (Crescent) có đảo lớn nhất là Hoàng Sa (Paracel Island), diện tích khoảng 0,3km vuông. Đảo Phú Lâm cách đảo Hoàng Sa khoảng 87km.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nằm trong khu vực biển ở vị trí từ 6 độ 50 phút đến 12 độ vĩ Bắc và 111 độ 30 phút đến 117 độ 20 phút kinh Đông, cách đảo Phú Quý, Bình Thuận khoảng 203 hải lý, cách Philippines khoảng 300 km và cách Trung Quốc khoảng 1.500km. Toàn thể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có diện tích khoảng 160.000km vuông, gồm trên 100 đảo và những bãi đá nhô lên mặt biển, trong đó có khoảng 26 đảo hoặc đảo đá chìm.

Là một quốc gia biển, với chiều dài bờ biển hơn 3.260km, từ rất lâu, Biển Đông đã gắn bó mật thiết với đời sống của người Việt Nam. Với nghề truyền thống đánh bắt thủy hải sản, chắc chắn ngư dân Việt Nam đã phát hiện ra các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ngay từ thuở bình minh dựng nước. Tuy nhiên, do điều kiện địa lý và lịch sử cũng như phương tiện kỹ thuật thời bấy giờ chưa cho phép con người có thể định cư lâu dài trên những đảo này.

Từ thế kỷ 17, khi nhà nước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đã phát hiện Bãi Cát Vàng trên Biển Đông tức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thì hai quần đảo này vẫn vô chủ. Kể từ đó, nhà nước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đã chiếm hữu, khai thác và quản lý các đảo đó một cách liên tục.

Vì là đảo vô chủ, các vua chúa nước ta phát hiện trước tiên và chiếm hữu một cách hòa bình. Chủ quyền của nước ta đối với các quần đà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được khẳng định, duy trì và củng cố ít nhất trong 3 thế kỷ liên tục từ thời các chúa Nguyễn đến sau khi Pháp thiết lập chế độ đô hộ năm 1884.

Từ năm Thái Đức thứ 9 (1786), ngày 14 tháng 2 âm lịch, chính quyền Tây Sơn ra quyết định sai phái Hội đức hầu cai đội Hoàng Sa cưỡi bốn chiếc thuyền câu vượt biển ra thẳng Hoàng Sa cùng các xứ cù lao ngoài biển.

Ngoài đội Hoàng Sa là đội dân binh làm kinh tế biển xa bờ, người ta còn thấy thời Tây Sơn còn rất nhiều đội khác khai thác kinh tế Biển Đông, như ở Cù Lao Ré đã lập đội Quế Hương, đội Đại Mạo Hải Mao và đội Quế Hương Hàm với số đinh 30 người.

Sau khi đánh bại Tây Sơn và lên ngôi Hoàng Đế, tháng 7 năm Quý Hợi (1803), Vua Gia Long đã cho lập lại “đội Hoàng Sa” lấy người từ xã An Vĩnh, huyện Bình Sơn, phủ Quảng Ngãi ra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thâu lượm hàng hóa, khí cụ trên các tàu mắc cạn và đánh bắt hải sản quý hiếm mang về dâng nộp.

Cho tới cuối thời Tây Sơn, đầu thời Nguyễn dân xã An Vĩnh ở đất liền hay ở Cù Lao Ré vẫn là quê hương đi đầu làm kinh tế biển. Sau đó, Vua Gia Long lại tổ chức thêm “đội Bắc Hải” lấy người thôn Tứ Chính hoặc xã Cảnh Dương, phủ Bình Thuận, cấp giấy phép ra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với cùng nhiệm vụ như đội Hoàng Sa.

Đội Hoàng Sa (hoạt động cả tại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là một mô hình tổ chức nhà nước từ thời các chúa Nguyễn, có quy chế tổ chức và hoạt động rõ ràng, có nhiệm vụ bảo vệ, tuần tra, trồng cây, đo đạc thủy triều, thu lượm hải sản về nộp cho triều đình. Đội hoạt động liên tục 6 tháng trong năm.

Từ năm 1816, Nhà Nguyễn dùng thủy quân khai thác, quản lý Biển Đông. Tuy không tiếp tục khai thác biển, phát triển kinh tế biển như đội Hoàng Sa và đội Bắc Hải, song hoạt động đầu tiên của thủy quân được coi là mốc đánh dấu việc tái xác lập và thực thi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trên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Hành động này biểu thị cho việc vua Gia Long chính thức khẳng định chủ quyền với việc nhà vua bắt đầu quản lý Hoàng Sa bằng lực lượng quân sự chính quy của Nhà nước. Sau đó, các đội thủy quân được đều đặn cử ra Hoàng Sa, Trường Sa làm nhiệm vụ đo đạc thủy trình, cắm cột mốc, dựng bia xác định chủ quyền…

Các hoạt động này được ghi nhận trong nhiều tài liệu lịch sử như “Phủ biên tạp lục” của Lê Quý Đôn (1776), “Lịch triều Hiến chương loại chí” của Phan Huy Chú (1821), “Đại Nam thực lục chính biên” (1844-1848), “Hoàng Việt dư địa chí” (1834).

Những tư liệu vừa mới phát hiện gần đây là những minh chứng hùng hồn về sự chiếm hữu liên tục và thật sự của nước ta đối với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nguyên bản tờ Lệnh ngày 15/4/1834 của vua Minh Mạng điều động binh phu từ đảo Lý Sơn ra bảo vệ Hoàng Sa; nguyên bản tờ Tấu ngày 12/5/1932 lên vua Bảo Đại tặng thưởng Huân chương cho một binh sỹ đóng đồn phòng thủ Hoàng Sa).

Ngoài ra, hoạt động của triều đình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trên hai quần đảo cũng được nhắc đến trong các tác phẩm nước ngoài như “An Nam đại quốc họa đồ” (1838) và “Nhật ký Batavia” của Công ty Hà Lan Đông Ấn (Compagnie Hollandaise des Indes Orientales) (1936).

Như vậy, thông qua việc tổ chức khai thác tài nguyên trên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liên tục hàng thế kỷ, trên thực tế cũng như về pháp lý, nhà Nguyễn đã làm chủ hai quần đảo từ khi hai quần đảo này còn chưa thuộc về lãnh thổ của bất kỳ quốc gia nào và biến hai quần đảo từ vô chủ thành bộ phận không thể tách rời của lãnh thổ Việt Nam.

Lịch sử đã chứng minh, cho đến ngày bị thực dân Pháp đô hộ, các triều đại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đã thực sự thực thi chủ quyền và cai quản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mà không có một nước nào cạnh tranh và nhất quán coi các đảo này thuộc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Thậm chí, các triều đại phong kiến Trung Quốc đã mặc nhiên công nhận quyền cai quản của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không những không phản đối mà có lúc còn giúp đỡ một số đội viên đội Hoàng Sa bị bão đánh dạt vào cảng Thanh Lam (đảo Hải Nam) và đưa họ trở về Thuận Hóa.

Với công ước Pháp-Thanh Thiên Tân năm 1884, Trung Quốc đã công nhận quyền cai trị của Pháp ở Việt Nam. Trên cơ sở đại diện cho triều đình phong kiến An Nam, Pháp đã có nhiều hành động củng cố chủ quyền Việt Nam trên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bằng việc tiến hành tuần tra, kiểm soát và đưa quân ra chiếm đóng trên các đảo. Để quản lý hành chính, chính quyền lúc đó đã sáp nhập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vào tỉnh Bà Rịa và thành lập đơn vị hành chính ở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thuộc tỉnh Thừa Thiên, cho xây dựng nhiều công trình trên cả hai quần đảo.

Mãi đến đầu thế kỷ 20, năm 1909, trước sự đe dọa của Nhật Bản, nhà đương cục Trung Quốc mới bắt đầu chú ý đến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Trong những năm 1928, 1932, Trung Quốc mới bộc lộ ý đồ tranh giành chủ quyền với chính quyền bảo hộ Pháp.

Cho đến hết chiến tranh thế giới thứ nhất, đòi hỏi của nhà đương cục Trung Quốc cũng chỉ nhằm vào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Trong suốt thời kỳ Pháp thuộc, với tư cách là quốc gia kế thừa, Pháp tiếp tục khẳng định quan hệ chủ quyền và phản đối những yêu sách của Trung Quốc. Trong chiến tranh thế giới thứ hai, Nhật Bản đã chiếm một số đảo trên dãy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gọi là Shinnan Shoto) để làm căn cứ quân sự.

Sau chiến tranh thế giới thứ hai, lợi dụng danh nghĩa giải giáp quân đội Nhật Bản, năm 1947, quân đội Tưởng Giới Thạch đổ bộ lên đảo Phú Lâm (thuộc Nhóm Đông của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đảo Ba Bình (Itu Aba) của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trong khi đó, quân đội Pháp đóng ở đảo Hoàng Sa (thuộc Nhóm Tây của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một số đảo khác của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Ngày 8/3/1949, Pháp công nhận độc lập thống nhất của Việt Nam và ngày 14/10/1950, Pháp chính thức trao việc phòng thủ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cho Việt Nam. Ngày 6/9/1951, tại Hội nghị San Francisco, ông Trần Văn Hữu, Thủ tướng kiêm Ngoại trưởng chính quyền Bảo Đại, trưởng phái đoàn Việt Nam lúc đó đã tuyên bố xác nhận chủ quyền trên các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sau khi Nhật đã trả lại tất cả những lãnh thổ họ đã chiếm cứ trong chiến tranh thế giới thứ hai (1939-1945). Không có nước nào trong số 51 nước tham dự hội nghị phản đối sự tái xác nhận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Sau khi Hiệp định Geneva năm 1954 được ký kết, ngày 28/4/1956, quân đội viễn chinh Pháp rút khỏi Đông Dương, chính quyền Sài Gòn vẫn duy trì lực lượng đồn trú bảo vệ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Năm 1957, các lực lượng thủy quân lục chiến của quân đội Sài Gòn đã được đưa ra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và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làm nhiệm vụ bảo vệ các quần đảo thay thế cho các đơn vị đồn trú trước đây. Năm 1963, chính quyền Sài Gòn đã cho dựng các bia chủ quyền trên các đảo Trường Sa, An Bang, Loại Ta, Thị Tứ, Song Tử Đông, Song Tử Tây.

Tháng 4/1956, khi Pháp rút quân khỏi Đông Dương, chính quyền Sài Gòn đã thay thế quân Pháp tại phần phía Tây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không ra kịp phần phía Đông, cho nên phần này bị quân đội Trung Quốc chiếm giữ.

Ngày 8/6/1956, Bộ trưởng Ngoại giao Sài Gòn tuyên bố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Chính quyền Sài Gòn đã quyết định sáp nhập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thuộc tỉnh Thừa Thiên vào xã Định Hải thuộc quận Hòa Vang, tỉnh Quảng Nam và quyết định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được sáp nhập vào xã Phước Hải, quận Đất Đỏ, tỉnh Phước Tuy.

Như vậy, từ sau khi Pháp rút khỏi Đông Dương cho tới tháng 4/1975, chính quyền Sài Gòn và sau đó là Chính phủ cách mạng lâm thời Cộng hòa miền Nam Việt Nam đã tiến hành những hoạt động thực hiện chủ quyền Nhà nước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một cách thực sự, liên tục.

Tháng 1/1974 khi Trung Quốc dùng vũ lực chiếm đóng nhóm đảo phía Tây của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chính quyền Sài Gòn đã ra tuyên bố lên án Bắc Kinh dùng vũ lực xâm chiếm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của Nam Việt Nam, xâm phạm toàn vẹn lãnh thổ của Nam Việt Nam.

Từ ngày 14/4/1975 đến ngày 29/4/1975, Hải quân Nhân dân Việt Nam đã lần lượt giải phóng các hòn đảo trong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do Quân đội Sài Gòn đóng giữ gồm các đảo Song Tử Tây, Sơn Ca, Nam Yết, Sinh Tồn, Trường Sa và An Bang.

Sau đó các đơn vị hải quân ta tiếp tục tổ chức việc bảo vệ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trên nhiều hòn đảo khác. Sau ngày miền Nam hoàn toàn giải phóng và thống nhất đất nước, Chính phủ Việt Nam đã nhiều lần khẳng định chủ quyền của Việt Nam đối vớ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quần đảo Trường Sa và đã ban hành nhiều văn bản thực hiện chủ quyền của mình đối với hai quần đảo này.

Ngày 1/8/2012, Bảo tàng Lịch sử Quốc gia đã chính thức trưng bày tấm bản đồ Hoàng Triều trực tỉnh địa dư toàn đồ do Triều Thanh, Trung Quốc xuất bản tại Thượng Hải năm 1904. Tấm bản đồ, do chính Triều Thanh, Trung Quốc đo đạc và xác định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không hề thuộc chủ quyền của Trung Quốc.

Đây là bằng chứng không thể chối cãi về chủ quyền đối với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của Việt Nam bởi chính Triều đại Nhà Thanh cũng đã tự khẳng định điều đó qua tấm bản đồ do họ vẽ.

Như vậy, qua nghiên cứu chứng cứ lịch sử, kể từ chế độ phong kiến đến khi Pháp rút khỏi Đông Dương cho đến ngày miền Nam nước ta hoàn toàn giải phóng, Nhà nước Việt Nam qua các thời đại đã tiến hành những hoạt động thực hiện chủ quyền đối với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một cách thực sự và liên tục. 

Với những tài liệu và chứng cứ lịch sử đã nêu ở trên chúng ta hoàn toàn có cơ sở để khẳng định rằng hai quần đảo Hoàng Sa và Trường Sa là bộ phận không thể tách rời của lãnh thổ Việt Nam. Chủ quyền đó cần phải được tôn trọng và thực thi theo luật pháp và tập quán quốc tế./.

Đọc thê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