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东海上所犯的战略失误

凭借庞大数量的人口和充满活力的经济基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总有一天，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然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力量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超级大国地位。即使是美国也需要超过七十五年时间以及所经历过的两次世界大战才能够成为具有强大军事和经济优势的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

以此体现出，即使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中国未必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国的关键性教训是，他们需要建立一个先进的经济体，在高技术带动下的良好管理，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得到其它各国所尊重的一种谦和性外交。对维持超级大国地位也是种不小的挑战。在过去历史上超级大国由于被竞争对手淹埋，由于犯上战略失误导致自然资源浪费，破坏本国公民利益或错估了对手意图等原因曾经被遗忘的例子极多。

对中国来说，东海争议将成为决定中国是否足够能力担任得起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不幸的是中国还没充分认识到由他们在东海上所作出的挑衅姿态造成了和邻居各国关系的损害程度。

首先，和东盟各邻国所发生的主权争议已严重破坏了中国处在

本地区内外的地位。需要提醒北京的是对战略意识的失误使得他们与西方各国之间关系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如何恶化。在此期间，东盟在作为中国和外部世界较量之间的一种桥梁已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际上，大多数由于和东盟建立的良好关系促使中国逐渐恢复了和西方的正常外交关系。

中国目前在东海上采取的强硬姿态正逐渐破坏了在东盟各邻国眼里有关该国和平崛起的北京积极形象。东南亚地区内外的所有各国在面临中国崛起都表示谨慎态度。连中国经济以及国际地位正不断增强时，他们本国的形象、影响力及"软实力"等却显明下降。

其次，中国的挑衅行为促使美国重新确认把本国全球性战略的重心点在亚太地区往“旋转轴”或者“重新平衡”方向。美国的这一政策调整引起中国政策制定者真正感到担忧的同时导致一种恐惧关于中国有可能被遏制如同苏联在整个冷战期间曾经受到的这种遏制。

中国至今在其内部和外部等问题上都清楚地看到所存在的“美国之手”。存在诸多中国国内事情今年受到美国影响力的例子，如重庆市公安局前任局长王立军跑进驻成都美国领事馆请求政治避难以及陈光成盲人律师逃跑到驻北京美国大使馆等事件。美国包括日本、韩国和菲律宾在内的所有联盟国在区域上都增强和美国固有至关密切的军事关系。如果中国继续忽视有关各邻国在东海上的利益以及他们对此的担忧态度，那么中国这种挑衅行为就成为压力促使这些邻国加强和美国的区域性合作关系。

第三，和邻居各国之间所发生的摩擦也影响到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和地位。对任何一国有志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地位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和邻居各国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是如果中国不能或不想与最亲近的邻居各国保持密切关系，那么位于更遥远的其它各国如何信任和尊重这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当中国不可能和邻居各国保持一定的信任和友好关系时，中国在全球性超级大国的这一地位有可能成为一种永不切实的盼望。

第四，中国单方面强烈重申本国对东海拥有主权要求对和平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而中国现在极为需求的这种和平环境以能够得到全球性超级大国地位。如果冲突爆发，它有可能对全部地区的经济和安全环境造成不利、长久及广泛的影响。中国自己也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因为占石油进口量的百分之八十和包括进出口在内的大多数货物量都经过马六甲（Malacca）海峡及东海其它航线。

东海争议的重点是中国声称对从国民党政府继承以来同时只刚刚于2009年向联合国大陆架划界委员会正式递交的U线拥有主权要求。因为这一U线不根据任何法理依据同时没有详细说明的地理坐标，中国一直提出不一贯的各种解释。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声称对拥有主权要求的该U线占东海面积的百分之八十而他们本国却只监控了该地区面积的百分之十五而已。

中国过去单方面声称对东海拥有主权要求使得大多数中国人都错认本国确实拥有了U线范围内的全部地区同时U线就是中国南边边界线。但是刚发现从清朝时期1904年绘制的新地图却没有黄沙和长沙这两大群岛。相反，从这些地图指出海南岛就是中国最南端地点。至今U线却像被卡在中国喉咙中的一块骨头，既吐不出来也吞不下去。

对全球性超级大国值得尊重的一点确实是本国自己面对过去历史的认识以及去克服所犯过的错误。例如美国为和越南建立正常化关系所付出的努力。中国是一个文明大国，在此已诞生如老子、孔子、李时珍等诸多伟人，同时一直遵循这些著名圣贤的教诲。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克服本国对东海政策战略所犯过的失误。

首先，中国应该为了对《东海各方行为准则》（简称ＣＯＣ）谈判进程能够带来的积极效果开展各项建设性步骤。同时中国需要通过彻底废弃对Ｕ线拥有主权要求为本国政策落实挽回面子。这对中国确实将是一种艰难的决定。然而，中国和平崛起所带来的利益实际上将会超出其邻居各国和东海边界的范围。

黄俊英（Hoàng Anh Tuấn）博士研究生是越南外交学院的研究专家兼乌普萨拉（Uppsala）大学东亚和平项目的合作研究者。这篇文章在《Asia Pacific Bulletin》杂志上首次发表。